再见了，受捶的人生

王小波在书桌前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这具被焚烧到一半的遗体是王小波，那位先生是他的好友胡贝，而那本遗作，就是王小波生前最有名的作品《黄金时代》。

死后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才算真正到来。但这不重要了，早在二十多年前，他就在自己的书中写下了“我的黄金时代”，即便那个时代人们心灵上已经长满荒草。

王小波是个活得很“超前”的人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，依然是个很特别的人。

明白人

王小波最广为流传的句子，该是那句：“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”。

这话后半部分是：“人一天天老下去，奢望也一天天消逝，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”

提笔写《黄金时代》时王小波才17岁，当时他在云南插队，而后患上了肝炎。1973年，母亲想办法将他弄回北京，到一个教学仪器厂做工人。

生活的沉闷乏味忽然向王小波俯冲下来，他认为自己是“丢盔弃甲”的，颓丧得很。这年，王小波21岁，“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，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爱，想吃，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”

21年前的春天，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之家。他出生时，家人希望王小波的出生能让“大浪化小波”，便给他取名“小波”。

由于在娘胎中受到刺激，先天发育不良，王小波患有先天性心脏瓣膜闭锁不全，死亡的定时炸弹天生埋在他体内，在四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安静爆炸。

王小波的“硬件”也不太完美：小眼睛，蒜头鼻，招风耳，厚嘴唇，空长了一副大高个。

他后来常常用外表自嘲：“我远看不像个好人，近看还是个好人。”

这个不漂亮的孩子看上去也不大聪明。他喜欢一个人蹲在篱笆下面发呆，一蹲就是半个钟头，因此常被人怀疑是个傻子，就连母亲和姥姥都叫过他“傻波子”。

儿时的王小波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但他的哥哥王小平一直坚信，这个弟弟是“大智若愚”、自带一颗“艺术的内丹”。在哥哥的带领下，王小波经常从家里紧锁的书柜里偷书来看，多是经典的欧美文学，如《莎翁戏剧》和《十日谈》。

在美国留学期间，王小波自学化学，后来转到数学系，又自学了计算机技术、C、汇编、Fortran等编程语言，甚至早在1990年就编了一套DOS下的独立输入法，用程序写出一款类似Word的软件，然后用电脑写作。

如果不是选择了写作这条路，假以时日，王小波有很大概率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。

如果不写作，王小波有很大概率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也许多少与理科训练的理性思维有关，七八十年代，“知识”和“文化”已经开始成为明星，变得时髦，但他始终坚持与“学院崇拜”“精英崇拜”保持距离，断然抗拒那种旧式文人的道貌岸然和精神自恋。

拒绝沉闷与腐朽，渴望自由和浪漫，是王小波的基本色。他在余生的写作中常常提到自己的文化偶像罗素：“须知参差多态，乃是幸福的本源。”

清醒——或者用北京话来说，“明白”，是王小波被后人认可的一大特点，他自认“不是爱学问，而是爱做学问这个行动和做学问的人”。

他曾在《知识分子的不幸》里直白地论述“知识分子”：

“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。所谓不理智的年代，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，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，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；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，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。我认为，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，假如不讲理，他就没有长处，只有短处，活着没意思，不如死掉。”

王小波《绿毛水怪》手稿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在小说《似水流年》里，王小波借人物之口说：“在我看来，人生最大的悲哀，在于受愚弄。”做人要活得明白，最起码的，是要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这与苏格拉底那句“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”有巧妙的暗合之处。

在云南插队时，王小波喂过一只“特立独行的猪”。它我行我素，拒绝被劁，喜欢模仿各种声音，到了春天还要谈谈恋爱。当时，人人都想弄死它，唯有王小波欣赏它，猪兄甚至成为他对自由、独立思想的一种精神映射。

当然，这只猪被他写成了最受欢迎的杂文之一，就是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。

特立独行，不是争做先锋，而是保持清醒，保持独立判断，不随波逐流。

在王小波看来，朴素智识缺席，形式主义高居上风，这才是愚昧的反智。

讽刺故弄玄虚的“知识分子”，给满口主义和三观的理论祛魅，这不仅在那个以启蒙为主题的年代颇为前卫，即便是放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来看，也具有相当的警醒作用。

性与性感

前几年的电视剧《欢乐颂》里，关雎尔听闻赵医生喜欢看王小波的书，不禁红了脸，心噗噗跳。因为在她看来，王小波对性的描述之大胆直白，与赵医生严肃古板的外表格格不入。

摒除文学性，在不少国内读者心目中，王小波甚至就是个写“小黄文”的作家，他的大多数作品，都离不开对性的描绘，成名作《黄金时代》，就是围绕性展开的故事。

1992年，《黄金时代》正准备出版，但出版商擅自把名字换成了《王二风流史》，他们觉得这个名字更符合这本书的气质。

王小波知道后非常生气，直接要回了出版权。

王小波的文章中有很多对“性”的描写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实际上，即便后来多次再版，大部分读者从《黄金时代》里读到的，依然仅仅是那些露骨的性爱描写。直到今天，仍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王小波根本不算作家，充其量是以性爱描写哗众取宠，只是随着他的非正常死亡，引发了反响而已。

王小波的确对性的描述不相避讳，但如果仔细读过就会发现，他笔下的人欲，虽然露骨，但并不“脏”。

《黄金时代》里，王二和陈清扬活在一个个体被压制的年代，无处宣泄的欲望畸变扭曲，陈清扬渴望尊严、友情和理解，而人们却只需求她的身体。写交代材料时，她写得越详细，才越可能过关。性，分明是一种对窥探欲的赤裸讽刺。

王小波自己也承认，大量性的描写不仅容易招致非议，本身也具有媚俗的嫌疑。但是，“‘性’是一个人隐藏最多的东西，是透视灵魂的真正窗口。……在非性的年代里，性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，正如饥饿的年代里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。……然而，在我的小说里，这些障碍本身又不是主题。真正的主题，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。”

他总是有一种能力，叫读者既震撼又恼羞：那些赤裸的人性欲望和本质，你干嘛非要点明挑破呢？

王小波有一种让读者既震撼又恼羞的能力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不过，如何辨别一个作家对人欲的描写是干净坦荡，还是另有所图，用与《黄金时代》同年面世的另一部小说《废都》来略作对比，或许可窥一二。

作为同样以大量露骨描写为著的小说，贾平凹在《废都》里大量使用“此处略去若干字”，以一种看似暧昧实则直白的明示，粗率地满足了读者的窥探和想象欲这一表现方式也招致了大量滥俗、感官文化的批判。

王小波也直言不讳地反讽了一句：“贾先生写了一部《废都》，就如某位大嫂穿了旗袍出门，我们不但要说衣服不好看，还要想想她的动机是什么，是不是想要勾引谁。”

王小波李银河夫妻俩都致力于对“性”祛魅，认为“中国人享受性的态度和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”。

不过，因文字结缘的这对夫妻，婚后一度过着一种精神上的极乐日子。他们没办婚礼，住最简单的房屋，吃最简单的食物，仅以文学和爱情作伴，在旁人看来，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眷侣。

王小波的母亲不解：“他们在一块儿吃什么，吃精神吗？”李银河的母亲则说：“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，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。”

王小波和李银河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后来，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常被作为一种文青谈资，用以对照美好的爱情，大家摘取他们之间的通信为己所用，但仅仅用爱情的视镜去看他俩，实在是浅薄了。

他们之间的精神衔接，除了对“性”的祛魅，还如对权威、专家迷信的祛魅等等。在认识王小波之前，李银河就曾在刊于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里写下一句话：“伟人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你跪着看他”。

让我们设想，如果“爱你就像爱生命”不是为了出版写出的一句诗意情话，而是切实的比喻，一个人如何去热爱他的生命？王小波如何爱他的生命？

就像他一直呈现的那样，剔除那些繁文缛节的虚伪，仅凭直觉、真诚以及坦荡的勇气。

一股清风

二十多年来，总有人将王小波称作“中国的卡夫卡”“中国的乔伊斯”，以赞扬他对理性、科学的推崇、对荒诞现实的批判，以及对人内心世界的映照与反思。

当然，可以想象，王小波对这两位作家一定敬重有加（《变形记》曾经被他看成了“海带状”），但如果他还活着，一定不愿意自己被当作“中国的XXX”。

但他大半生历程都潦倒落魄，直到死后才掌声雷动，这点倒是跟卡夫卡蛮像的。

爱妻李银河给的评价更简明直了：“中国当代文学，从90年代开始，尤其王小波开始，有点纯文学了。不在意识形态上说话，写了一些永恒的主题，开始真正写爱和人性的东西。”

李银河给王小波的评价颇高

“纯文学”的性质要复杂些，但“爱和人性”很好理解：用人话说人事、尊重生活的烟火气、保持生命力、色彩和韵律。

王小波的文字始终保持着轻松、自由的气质，不论是小说里坦荡的性爱描写，还是散文里准确、鲜活而地道的口语，均呈现一种童话式的、赤子般生动有趣的面貌，兼具明亮和荒诞。

15岁那年的一天，王小波从哥哥那里听到了普希金的长诗《青铜骑士》，是查良铮先生译的：“我爱你，彼得兴建的大城，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。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，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。”

长大后，王小波对比另一位北方译者的翻译，方才顿悟到查良铮先生在语言使用上的绝妙。从那时起，他开始明白什么是好的文字：“文字是用来读的，不是用来看的……实际上，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有这种筋骨。”

在王小波逝后多次重读其文字的李银河更是不吝溢美：“在中国的文坛上，多有让人昏昏欲睡的文字，让人尴尬无比的文字，让人心境变得猥琐龌龊的文字，而小波的文字像一股清风，为人带来欢乐，带来纯粹，带来哲思。”

在这基础上，再去理解王小波的“纯文学”性，会发现将“纯文学”“严肃文学”都归为晦涩难懂，简直是文学上最大的悖论。

对现实的批判性、对僵化泥顽生活的讽刺，以及对人该如何活着的严肃表达，也让不少人将他与鲁迅做对比，麦家甚至直接提出：“如果王小波多活十年，他也许会和鲁迅齐名。”

王小波在莎士比亚故居前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不过，王小波并不致力于“宏大叙事”的批评，鲁迅像一个深沉持重的老者，王小波则是叛逆的顽童。虽然“不指望生活有意义”，但他的包容性更高，文字更具有笑谑的性质，因而也显得更加明快放浪。

王小波早年接触的其他作家，也对其了巨大影响。相较于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苏俄与“郭鲁巴茅”，他更钟爱萧伯纳、卡尔维诺、奥威尔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凝作，反对教条，追求自由、有趣和理性。

在《我的精神家园》一文里，王小波提到安徒生对人文事业的比喻：那该是一片着火的荆棘，“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。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，在每个花蕊上，都落了一只蓝蜻蜓。”

自由，成为王小波留给中国文学、留给世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。不论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，还是在后来最出名的杂文《沉默的大多数》里，他都在不余遗力地告诉人们：文字要自由，思想要自由，做人，即便四面围墙，也应该自由地呼吸、幻想和书写。

自由是永恒的追求，但同时也是一种残忍。

死在春天的清晨

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去世时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，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他的头死死地抵着墙壁，头上伤痕累累，墙上则有牙齿刮过的痕迹，地上有墙灰。前晚半夜里，他惨叫连连，却无人可求助。

那是1997年4月11日，45岁的王小波死在了春天的清晨。

王小波之墓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半个月后的吊唁会上，《黄金时代》的责编钟洁玲发现，竟没有一个同行作家来为王小波送别。他的名字，尚且还未真正进入主流文学圈子。

王小波人生的最后几年落魄潦倒，《红拂夜奔》《寻找无双》和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完成后，他将它们合编成《怀疑三部曲》，四处找地方出版，却屡屡无果。

1992年，他还在苦闷执笔：“我已经四十岁了，除了这只猪，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。相反，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，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。”

王小波去世前几天，他给好友李静看了自己刚办的货车驾驶执照：“实在混不下去了，我就干这个。”

李静回忆道：“我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，衣服很旧，暖瓶很破。”

直到一纸悼文将王小波的死讯呈告世界，这个作家的存在与离开，才忽然惊动了文坛。

王小波去世后，他的作品开始为人熟知（图源：李银河微信公众号）

《时代三部曲》开始被各出版社争相出版，至今累计销量早已逾千万册，其他作品也一路亮起绿灯，诸多赞誉如“文坛外高手” “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作家”“浪漫骑士”“行吟诗人”等等纷至沓来。

生前寂寥如枯井，死后掀起惊涛骇浪，历史上一直不乏这样的荒诞奇观，尤其是在文坛和艺术界。可惜的是，王小波笔下那把犀利的讽刺尖刀，再也看不见这些身后事。

去世前一个月，王小波写下了那本后来最出名的杂文之一《沉默的大多数》，在里面继续恣意批判，对于那些看不过去的现实顽疾，装腔作势的人，他决定不要做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

但那些对社会、人生命题的冷静思考，依然是以一种幽默、轻快的方式表达出来的，他不怕得罪人，但怕自己变得腐朽和麻木。

从文学史的角度，王小波的思想和叙事，虽然在特定的年代具有相当的启发和前卫性，但深度和广度的局限也是明显的，遗憾的是，这份局限，伴随着他短暂生命的有限性，也并没来得及补全。

优秀的作家都具有时代性，同时也具有对时代的超越性。距离王小波去世已有25年，不长也不短，我们仍然可以鲜明地捕捉到，他在那个变革时代对反智主义、伪知识分子的批判，仍然常用常新。

在喧嚣嘈杂的今天，太多人叽叽喳喳想要表达，却最终选择成为了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忍受着“缓慢受槌”的生活，却不再去追求其是否真实。

我们不必神化王小波，但谈论他是否被“过誉”，更是不必，若在读罢他后，能从中获得些“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”的启示，他便值得铭记。或许，他也会为自己给世界留下的精神财富会心一笑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